斷裂土地上 為新身份書寫下種
﹣﹣筆可能文學營山山水水
／黃靜
由何鴻毅家族基金及文學雜誌《字花》合辦的「筆可能」文學營，以山水為題，學員一百，導師籌辦人員數十，浩蕩屯駐大帽山西北的嘉道理研究院石崗中心，瓦頂石樓有致地安頓於台灣相思林間。俯瞰可見元朗，包括因建高鐵工程而遭拆得七零八落的菜園村。石崗解放軍軍營則不時有直昇機飛越營地，一天下午更聽見放炮演習。
山水從來就不曾純粹。
文學和自然 邊緣再出發
台灣小說家、文學營工作坊導師駱以軍說到今天青年跟生存環境的關係。由符號主宰意義， 「地鐵，或者任何哪裏都有各種抽象指標，什麼牌子的衣服、球隊的名稱……年輕人跟土地脫離開來，被遺棄了。」中午抵研究中心，青年已群聚於各處，戴上組別顏色的襟章，鮮亮宛如小兵。導師跟他們玩暖身遊戲，有人開始埋頭拓印環境的質感，對常見的相思樹、鵲叫與蟬鳴小心檢視。90 年代以前，行山活動普遍，50、60 年代更甚。遠足郊遊也是如西西、也斯、小思等文人聚會的恆常方式。90 年代的詩社文社，也偶然辦戶外讀詩會。現在呢？ 「商場化、管理形式，太過人工化和壓倒自然。今天年輕人和自然斷裂得很——首先得恢復同學的自然經驗。」《字花》編委鄧小樺說......
近年香港鄉土空間議題鵲起，菜園村、大浪西灣、馬屎埔等，對岸台灣也風風火火，反國光抗爭、原住民保留運動， 「這幾年多了年輕人耕田，社會對這種生活方式負面印象少了。香港人對自然的再發現， 自2003 年沙士時已開始。香港正在經歷大規模的集體反省，思考香港應該是怎樣的城市。我認為這個文學營是在這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文學營講座嘉賓梁文道指，這種反思意識亦是本地文學教育的重要養分。「文學很重要的特質始終是對語言和世界的反省。」邊緣文學和邊緣自然相會，在今天合成蓄勢之箭。
緊湊雜技瓦解山水
文學營行程密鑼緊鼓：夜行，走訪嘉道理農場，日出前採光。講座，本地農夫摘來馬屎埔蔬菜烹調「有機慢食」。雲門舞集工作坊，營火音樂會。最後有重量作家當寫作坊導師，把自然和社會體驗聚焦回文學。
文學營或者可以是這樣一回事。香港文學營向來鬆散，寫作坊以外有充裕的促膝閒聊時光，自在的討論氛圍令當年的文學營參加者如陳智德、陳子謙印象深刻。另方面，密度卻是衝擊的本錢，主辦者意在把社會運動、文學、自然的現場拉到營地時空，創造文學營的使命想像、開劃以社會為依傍的文學空間，接駁少年與自然的斷裂——可以想像唯有如震盪治療般帶領學生進入奇觀異境，才有可能稍稍接近題旨。
駱以軍說文學營就像太陽馬戲團。他16 歲首次參與文學營，當時三十出頭的導師如張大春、蘇偉貞等散發出來的光燄令他着迷，就像登峰造極的雜技人聚首一堂，輪流獻技。駱哈哈笑說： 「文學營呈現幾乎沒可能的人類極限，創造文學不可能的可能。」空中飛人劃出的高度有如幻影。劉克襄八十年代已開展大量自然考察書寫，吳明益觀蝶經年，創作文類跨度極大。還有北島、梁文道、駱以軍、韓麗珠、王良和，甚至樂隊迷你噪音，各自累積了多年工夫，此刻傾囊相授。
學員登上了自然寫作概念破╱立的過山車。劉克襄放出幻燈片，是他近年走過的香港山巒村徑，金鐘山、南丫島、西貢……他提出本地山水地景不同於別處的獨特美學。參與反國光石化廠興建運動的吳明益，談自然書寫對環境保衞運動的介入，書寫解放自然的可能。台灣講者建立的自然書寫價值，翌日就被梁文道衝擊，要同學退後思考當今自然書寫的前設和現代性。人總是妄圖跨越語言直達自然，梁強調becoming animal的書寫是不可能的任務，但又將可能生出燦爛的實驗——這或許是自然書寫的終極誘惑。
一仆一碌的安全感官
同學們聽熱情的劉克襄聽得樂呵呵，又排隊苦苦跟梁文道釐清不純粹自然的自然寫作。中四學員黎錦恩說： 「劉覺得馬鞍山沙灘好美。我很奇怪，我就在那裏住了十多年，經常走過，卻從不覺得美。小時會去烏溪沙游泳，水質變壞，不想再去。現就只走海濱長廊。看着幻燈片，心想山水樓相連的景觀確也少見。或會試行劉說的走走穿村路，並如吳明益所言應只一個人走。自己找出來的感覺和經驗最特別，你會記起過去，這是獨一無二的。」
共同和同質經驗的分別在哪？夜行時，圍繞營地探險，事實上場地並不開揚，可走遠的大概只有短小的「假山路」—它沒通向山頂，盡頭只鐵閘一道，走近的話強力射燈便會突然亮起， 「生擒」來客。幾組學員先後來回於此山道之間，狹路相逢，同樣觀見深渠口棲息的螢火蟲，懸在元朗夜景前的蜘蛛，不期然產生「走不出去」的鬱悶。有些組別自製冒險，蒙眼而行，一仆一碌，轉移感官的使用，偷換時間感覺。
嘉道理農場中瀕臨絕種的老龜，得人歡心的家豬、豹貓，見不着的山中騾子，都給配上名字，牠們被救回的來由被編寫成「童話」，由導師帶領講解。我們透過厚實的窗子看衝力巨大的野豬。意味深重的動植物園，以愛護環境為主旨的生態舞台，好奇的觀眾才是主角。
奇觀教育：借力打力
劉克襄在背包抽起一首學員的詩給我看， 「他只有十七歲，令人驚喜。」
「有人在陽光中
砌造自己的居所
有一頂草帽低着頭搖」
少年名叫謝天燊，雖然中學位於赤柱，環境優美，但他說， 「你好少在不斷考試的地方欣賞大自然」。菜園村是他「接觸自然」的開端，還要在村子變成廢墟後。今年初菜園村舉行藝術節，他往看設在村子遺址的「廢墟文學館」。
「因為對此事不義的不滿，而對自然開始留意：那天我在菜園村，終於細看蜻蜓是什麼樣的。」安全對今天年輕人來說，是親近自然的前提嗎？鄧小樺說，在這裏連臭味也顯得安全，不像在城市，聞見怪味立刻掩鼻，也不會投訴落葉和蟬叫——身居其中，容易引向另類生活的思考。
然而，吳明益認為，若要說自然議題，必需要有更衝擊性的體驗。台灣自然作家也始辦結合自然視野的文學營。年輕人會到海上漂流整日，搏鬥感造成的心靈衝擊，有助激發他們寫作。
梁文道說往嘉道理農場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奇觀教育；冷氣房內見香港山水幻墱片有如乾坤大挪移，營地外的停車場上還是有人在掃落葉。三日之間，大家少有因應樹影舞動的節奏或順從寫作的清寧心境而行動，文明與自然，斑駁處處。
然而，一個城市人的使命，或許不在於苛責奇觀教育，安全的體驗方式，而應借着奇觀的衝擊，思考當中的張力，探問混雜城郊的體驗脈絡從何而來？
梁文道指，人對自然的觀感在歷史上早已翻了幾番。十六世紀因恐懼而視雄山偉水為地獄意象，後又相信自然是人類世界的延伸，操弄的對象。而我們進入了保護環境、尊重自然為平等他者的書寫時代。學員震動於「自然是歷史的產物」，許是令人期待的跳脫的開始，畢竟香港的自然書寫遠遠未成流派。
匱乏一代強悍的可能
香港文學史上的自然書寫，吳煦斌、思果是零星的專注者。葉輝、也斯那輩則傾向從郊遊經驗書寫風光，似是題材的延伸多於關懷所在， 「這和香港文學人對自己、對文學、對整個城市的定位有關。」梁文道說，「西西、也斯三十年前開始成名時，他們面對最大的問題一定不是自然，而是從國家╱中國為背景的文壇裏，慢慢浮現出香港的特色，那個身份是『城市』。所以最常見的香港文學史說法是，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作家和南來作家的不同。他們用的座標是城市對國家。」劉克襄說當今的自然書寫其實亦是一種城市書寫，香港的自然何時和城市決裂？政策上，「自然」成功城市被滅絕、驅趕至郊野公園。由前輩作家至陳智德、李智良等深刻孤絕的都市書寫，也成為近年香港文學的基調：近二十年，連悠閒的自然書寫也幾乎消失了。
近年台灣青年湧現冒險遊歷的風氣，吳明益指，或許這是令我們這一代城市書寫者強悍起來的機會：藉由自然的「大經驗」，回到人類比較初始、跟自然溝通的狀態，穿越生死，滿布恐懼、憤怒和悲劇，包含文化歷史社會價值。那是唯一跟長輩的顛沛歲月可堪比擬的經驗重量。自稱城市孩子的吳明益認為，學員與其去嘉道理農場，或者還可以更嚴酷一點，不要這麼輕鬆的自然活動。駱以軍也提及大歷史的「經驗匱乏者」︰在全球資本主義消費主義官僚霸權進一步發飆的世界裏，在梁文道口中的集體反省時刻，我們固守的城市意象，仍可以令我們共同而獨特，一個別樣生活的出口嗎？
不少學員為離營前需交上的文章頭痛，陌生的龐複自然或土地世界畢竟沒可能霎時間鑲嵌到他們的寫作欲望裏。而且，在像吳明益這樣迎向殘酷強大的自然刻寫山水，及在梁文道的歷史分析中對城巿原罪的自覺之間，年青人能夠如何發現，而不致尷尬徘徊，或陷於感傷的庸俗宣告——這的確是相當艱難的問題，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文學營辦方相信這將是漫長的過程。「我的寫作教學經驗是，十多二十歲重視的還是個人經歷與感情。」文學營總監俞若玫並不否定私密書寫的價值和美學，但她今次用盡努力為他們開眼。自我和自然如何在寫作裏縫合？出營以前，寫作坊導師韓麗珠作了不錯的試驗。圍坐草地上，韓一步一步、以具體的行動指示，舉行一場關於寫作的儀式。把心中名字寫在手心，做呼吸練習，躺臥、行走於草地，在葉上書寫，最後在營地埋掉自己的文字。「他們來工作坊時已到文學營尾聲，我希望把他們帶回寫作的狀態，靜心面對自己。我覺得寫作是一回這樣的事，文學營可能也一樣。」
文學營令年輕人不能如常地安頓自我了麼？或如吳明益言，我們必須顛簸，這反而成就世界和自我接合的契機。劉克襄跟記者坐在長椅上仰望說，營地的建築風格和特意開種的樹林跟台灣所見並無兩樣，可當他聽見黃斑黑蟬的叫聲， 「我便知道，這裏是香港。」—若有一天記者或年輕的寫作者，能這樣辨識出香港，或者真是美好而獨特的事。
A-side Xtra 火影忍者共同體
對上一次文學營可能已是2004年文學節。文學營似乎未曾像台灣般成為氣候。然而值得一提在70 年代中的青年文學獎，這個活躍至80 年代初的文學群落，辦過社區中心寫作班、做電台節目、巡迴學校講座，還有文學營。他們還參與當年的中文運動，組織中學生。這種文學共同體的建立意識，同樣見諸是次文學營辦者《字花》雜誌的年輕作者身上。何鴻毅家族基金計劃總監黃美儀表示，他們計劃兩年後再辦文學營，亦望能持續。
駱以軍認為文學營以至《字花》編輯和年輕作者，或許就像日本漫畫《火影忍者》裏的「忍者班」般，發展出信仰和閱歷然也有其能力局限的「忍者老師」，領着年輕的忍者，組成殺氣騰騰的戰鬥隊伍，各有稟賦，坐擁神秘力量，卻不知如何使出特質。「可能只能是品味上的交流，而非技術上的直接傳授。好像我到澳門上畫家黃仁逵的繪畫課，在吃飯抽煙時，他會突然問我： 『澳門是什麼顏色』？那一刻的衝擊是頗大的。」營裏小組導師、作家唐睿經驗到寫作之難以傳授，反而干擾和激發敲中心坎。
書寫共同體為何重要？文學營學員都跟記者說起課堂上的沮喪，功課寫及妖精就被評為不現實。他們在校內難以找到討論文學的朋伴，在營裏則輕易遇見。駱以軍說起班雅明筆下「發達資本主義的抒情詩人」。現代世界的個體需獨力扛起人類的噩夢和災難，與整個資訊符號世界對抗。把眼光轉回文學的困境，年輕寫作者或會面對破碎敘事的沮喪， 「當意識到共同體的存在，至少知道走文學路的艱難非一人面對，也明白故事的破碎不過呈現了人類存在的境況。」
B-side Xtra about 自然書寫
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於18、19世紀發展的美國文學流派，起源於工業革命、達爾文進化論等互成一體的西方自然觀；通常被視為一種以個人敘述為主的書寫，注視、觀察、紀錄、探究與發現等「非虛構」的經驗，並由此發展出來的哲思和自然倫理觀。
80 年代以降自然書寫成為台灣散文中一個重要類型，深受美國自然書寫者在觀察模式、環境倫理觀、文學形式上的啟發。自然書寫已逐漸發展成以文學糅合史學、生物學、生態學與民族學等跨學科的獨特文類，並在當今強調覺醒與尊重的生態觀下持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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